此外，消费社会建设也可以减少外国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
至少从道格拉斯·诺斯之后，就不能无视人们的认知——也就是我们习惯用的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再以当时的农机条件看，农忙时分如果发生大量劳力外流确也可能影响农作。
不过我的问题是，写入这点理由的文件是1953年4月发出的，包含迁徙自由权的54宪法是1954年9月通过的。该文列举了当时农民进城找工作的现象后，指出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的情绪。毕竟，老大哥的经验连同其支持的观念，在那时是不可抗拒的。但国家无权强制农民务农，特别是出现高于务农收入的机会时，农人也有权转工、转商、转服务。要是担心农民流动损害农业，迁徙自由权不入宪不就得了？或者更精巧一点，规定迁徙自由必须以不妨碍农业生产为前提？这就涉及到社会认知(观念)更麻烦的一个层面：流行观念有彼此矛盾的地方。
作为一个悠久的农业文明，不违农时有广泛的共识。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只好卖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有没有呢？应该是有的。特别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总结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主要是实行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邓小平深刻地总结道：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一个重大转折，这就是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从沿海城市开放进一步扩展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第六，差异化发展战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上实行的是一种差异化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的优异表现令世人瞩目。甚至有国外著名学者提出，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优于许多国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效的宏观管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改革试验，其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主张用这一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反对台独，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竞争发展，并发展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第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国通过一国两制解决国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和平统一。
中国用这一方法，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实现了一国两制，保持了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这就从根本上把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奠定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以后，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另一方面，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然后逐步扩展到内地和西部地区，实行梯度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共同发展。他鲜明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
国内外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探讨和研究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甚至提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可是经济寒冬之后，却可能又进入另一个冰河世纪。
之后，日本政府又开始大规模减税，调整土地、雇佣和中小企业方方面面的政策。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三十年萧条。
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不是一连串个别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具有连锁反应的债务危机，云南发生危机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债务融资平台都发出了警报。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周期不比季节周期。
大家不要闲着没事儿看欧洲和美国的热闹了，因为我们中国版的债务危机早已经爆发了。我讲了这么多日本的问题，目的是想说我们就别再盗用凯恩斯主义了，凯恩斯要是知道他的理论如此贻害后人，可能都会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当时日本经济从表面上看非常好，持续51个月GDP连续增长，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顶峰。再贴现率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连续7次下调，从6%一直降到1.75%。
其次，内需毫无起色，一些行业在滞胀之下，成本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销售上涨的幅度，所以销量在增，利润在降。如今的大萧条，正是过去几年大跃进所要付出的代价。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日本的政府债务几乎已经无法偿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19％。
4万亿拉动起来的行业基本都被打入谷底。铁道部搞大跃进的是高铁建设，那么地方政府在搞什么呢？公路、机场和交通枢纽。
当然，客观地讲，出口和内需一直也不是GDP的主力，我们真正的主力一直都是投资，而且是政府领投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当然还有工业投资，但是大部分工业投资也都是围着基建而不是民生内需转的。到1995年日本稍微缓过气来，但是刺激政策并没有停止，再贴现率当年又两次下调，一直降到了0.5%。那么，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就指出，敢不敢问自己：中国经济究竟在靠什么增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其实都是浮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靠一种方式，就是近乎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当时的铁道部还在大跃进的狂欢之中，没有人听，他们不但找我麻烦，找我节目的麻烦，还郑重其事地开新闻发布会反驳我，说什么资产负债率不高，财务还很健康，和我这个财务专家叫板。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份，全国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了7.8个百分点。从统计数据来看，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从9247.66亿元提高到16872.42亿元。
结果是：国内多条铁路面临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项目占到所有铁路项目的90%以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旦国家投入减少，很多在建项目立马陷入困境。
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计划投资到铁路上的大概是1.2万亿。日本人还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萧条，他们对此起个名叫什么呢？平成不况，其实就是经济衰退的意思。
